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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兼需有守——访山西大学姚奠中先生

日期:2011-12-14 信息来源:《中国研究生》杂志太原通联 作者:平亦凡

编者按: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生,是现今唯一健在的章太炎门下弟子。1913年生于山西稷山, 1935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后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并考取了章太炎先生招收的惟一一届研究生。从1936年起,先后任教于安徽政治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云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贵州大学、山西大学,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曾先后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山西省书画协会名誉会长等职。他兼学者、诗人、书法家于一身,其治学也不拘于一隅,优游于文、史、哲各领域,有太炎先生遗风。

“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读姚奠中先生的诗,总觉是在试图接近和领悟先生本人,豁达、乐观、温润、包容…… 先生曾说,研究生不仅要学会治学,还要学会做人、做事。曾经沧海难为水。然先生今年已98岁高龄,感念先生教诲,让我们这些青年后学在投身时下这个纷繁复杂、迷惑重重的社会洪流的时候,可以探索出一种方法,找到一个精神的港湾。

结缘章门

进入章门,只是源于满腹才气和一腔热情。

1935年,姚先生曾在无锡国专学习过半年。当时无锡国专的教育和考试十分宽泛灵活,几个年级每年有一次论文比赛,经、史、子、集四道题任挑一个,要求两个钟头作成。钱仲联先生知道姚先生治诸子,于是指定他作《拟庄子〈秋水〉篇》一题,当时由冯振心等先生组成评判组裁定,姚先生得98分,名列第一。唐文治先生曾评价姚先生“专心努力,可以追蹑子云”,这对他鼓励很大。“我在那里其实也很好,但是因为对章先生仰慕不已,早在中学时代,就有了倾慕之心。这时听说章先生在苏州讲学,便在同乡的带领下去章先生处听课。听了几次后,就决定放弃国专学籍,转往苏州。”

当时正逢章太炎先生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章先生亲自规定:凡学历高、有著作者即可批准作研究生,如果没有著作,则可报名考试。姚先生就是报名考试的,最后,章先生录取了七人,姚先生排名第四。

章先生一直秉持自由的教导方式,授课方式十分灵活。在课堂上谈什么都可以,谈轶事,谈学问,谈革命历史,谈风俗民情,问什么谈什么。与现在大学的教师只是熟悉某个研究方向不同,章先生是将整个中国学术的主要方面贯穿在一起的,无论谈什么问题,他都有问必答,有时谈得极深,进行全面深入的解构和剖析。除听课外,研究生们一般每周拜谒章先生一次,有时集体去,有时单独前往。章先生是余杭人,说的方言不好懂,大家去请教时都带着笔记本,听不清的就请章先生写下来。章先生讲授《尚书》之时,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单就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考辨,旁征博引、如数家珍。

那时研究生的学习方式也十分自由。听课之初,每个人都要提交自己的研究题目和学习计划。姚先生专攻诸子,其他6位研究生研究的内容也各不相同,章先生则是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和研究内容定期提出建议。正是这种独立、自由、因材施教的教授与学习模式,造就了姚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广博的胸怀气度以及对教育方法的深切感悟。

姚先生的教育模式:贵于讲而重于习

1988年,姚先生开始招收国学方面的研究生,这也是山西大学的第一届研究生。消息传出后,很多人慕名而来,报名人数多达一百多人,经过严格的考试和筛选,最终11人进入姚先生门下。

那时,可以带研究生的老师还很少,姚先生一个人就要讲五六门课,世界文学、红楼梦、陶渊明、《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各学派……涉猎的范围十分全面。在教育方面,姚先生一直推崇讲习精神,强调“贵于讲而重于习”。贵于讲,是说要讲得精,讲得严谨,讲出新意和创见,并且要讲到恰到好处而后止:“引而不发,跃如也。”重于习,是说讲者也得“习”,即不断地围绕教育的内容进行科研实践,以至于承担科研课题。以讲启习,以习促讲,互动共进,螺旋上升。姚先生撰写的文集中有《山西历代诗人诗选》和《咏晋诗选》的前言,这两本书都是他领着11名首届研究生做的,包括找资料、选作品、作注释、作点评,都要独立完成,最后由先生审阅,指出错误和不足之处,再返回个人修改,如此反复再三而后定,有的干脆要推倒重来。学生们常常私下议论,先生如此费心费力,还不如他亲自执笔来得快,但是他却坚持由弟子实践,借以提高弟子的动手能力。

同样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应该兼具讲与习的双重精神,或提出新问题,或解决老问题;或提出新观点,或破除旧结论;或揭示新资料,或否定伪证据。讲者指明方向、教给方法、加以引导,做出示范和榜样;习者则要讲薪火传承、举一反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发展。那时研究生的学制都是三年,第一年主要以“通”为主,书本上已有的知识姚先生是绝不会讲的,他要求研究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文学史,大量读书,并撰写读书笔记和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可以发现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自己找书、写文章;第二年则以“专”为主,注重视野和特色的培养。针对每个人不同的研究方向,姚先生会推荐国内其他高校的知名学者,让学生有机会与不同的专家交流学习。当然,有针对性的自主学习依然必不可少,有了广阔的视野和深入的研究,很多学生已经可以撰写十几万字的学术论文,最少的也能写出四五万字;有了两年的积累,第三年的学习就十分自由了,姚先生也不再讲课,同学们都是各自独立做研究,有哪方面的问题去请教,先生就指导哪些方面。到了论文答辩的时候,因为平时写的数量很多,大家只需选择一部分即可。

姚先生的考试方式也独树一帜。考试不设笔试,而是采取抽签的方式进行口试,内容基本是文学史方面的,如果第一次抽中的题目不会答,可以有第二次抽签的机会。这种考试模式可以真正检验出学生的学术功底和真才实学,所以大家往往都会下大功夫实实在在地做学问。

研究生的学习方法:重视基础、由博返约

在研究生的学术成长方面,姚先生秉承传统国学的精髓,要求学生“由小学入经学,再至文学”,反对学无根柢的空泛议论和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强调夯实基础知识、拓宽学术视野、增强实践能力,他教学全无门户之见,充分尊重学生个人对研究方向的喜好与选择。姚先生专精于先秦诸子,但他所带的首届十一名研究生却并无一人以此为题,刘毓庆教授偏爱诗经,傅如一教授热衷唐诗,李正民教授青睐元好问,梁归智教授更是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在梁归智教授论文的序言,一开篇先生便直言:“我不喜欢《红楼梦》…”。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有个好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的总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个从事科研工作者的主观努力……在这里,教育要很自然,指导老师应该是开放的,绝不为个人的爱憎、偏见所左右,而研究生则要学会自己学习,形成自己的认识和见解。”我想这就是姚先生教育的精髓与气度所在。

谈到研究生的学习方法,姚先生一直强调基础和通才的重要性,提倡先通后专,由博返约。“总的原则一是基础,二是通。能通方有识,有识方有悟,有悟才有灵气、才有自己的喜爱和选择,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专长和特色。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古今中外的大学者无一不是通才。近50年来,我国还没有培养出一位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那样的大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通才教育方面失之于偏颇、专业知识的覆盖面太窄。”具体来说,首先要熟悉历史。无论是大的历史背景还是学科史,都要熟知和掌握,学习历史的过程本身就是“通”的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宏观的学术眼光和联想能力。之后再缩小范围,找到自己喜欢的某一方面做专题性的深入研究。重视基础、由博到专是做学问的总体思路,无论大问题、小问题都是如此,先从基础入手,全面学习,即使是做某一方面的专门研究也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研究生教育的目标:做一个有思想的学者

早在1939年,姚先生在安徽泗县柏浦创办“菿汉国学讲习班”之时,曾亲自为师生制定十“教条”,总结起来就是“五以”、“五不”:“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朋党之‘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姚先生说:“所谓‘教条’,非‘教条主义’之‘教条’,实为教学的培养目标。”“五以”中以“正己”为本;“从义”是说信仰真理,追求正义;“博学”是说识今知古、会通中西;“勇决”是说言必信、行必果,义无返顾;而以“用世”为归宿,即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从正面讲人格的养成。“五不”则是从反面讲要保持人格的尊严和气节:不苛求于人;不阿附朋党势力;避免孤陋寡闻、故步自封;不向邪恶势力妥协;不沉溺于淫逸享受而玩物丧志。在今天看来,这十项“教条”依然适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标准和努力的方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从来就是教育的目标和归宿。

研究生教育是更高层次、更专业化的教育,在姚先生看来,研究生应该善于搞学术,立志做学者。这里所说的做学者并不是读死书,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了解本学科,甚至更广范围内的文化知识,做到“多闻”;同时,还要通过知识的积累和反复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见解,有自己的认识和解读。研究生要培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把学术研究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把书读活。

“学习上比,生活下比。勤奋谦虚,身心健美。”这是姚先生对子女提出的希望和要求,同时也要送给当下的研究生们,“前程各自努力,有为兼需有守。做人、做事、做学问,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仅此三者,还不足以成就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对于教育而言,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沟通、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传承。姚先生身上所展现出的,正是这种"师之大者"的人格魅力。

而今,先生虽已离开了讲堂,但他仍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2011年新年前,姚先生率先捐出100万元,发起设立“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旨在支持扶助国学研究和教育的重大项目;奖励为国学研究和教育作出贡献的学者、教师和学生;加强与国内外各界的联系和合作,开展弘扬国学的各类活动。先生说,“这项基金并不是仅做奖金,奖励优秀学生,而是要资助国学的研究和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弘扬和发展国学。”

从先生的寓所出来已是晚霞满天,我的眼前依然都是先生目光炯炯、谈笑风生的表情,耳边回响着的依然是先生的尊尊教导和“有任何问题随时来”的温暖。他让我们懂得,要学习就必须有个好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的总体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一个从事科研工作者的主观努力,充分利用每一个问题上可能得到的客观资料和条件,做出自己的、新的、有益的贡献。他还让我们体会到,勤奋谦虚,字字铿锵。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无论先生的治学,还是先生的为人,都值得我们青年后学认真品读,悉心学习。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2010级研究生)

注:本文已刊登在《中国研究生》杂志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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