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某高校一位副教授出言狷狂，不看场合。他把大学教师的能力分布比作“金字塔”，处于底端的是仅会讲课的教师，认为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是一种毁灭。他批评学生时，把自己开宝马车、电话号码有7个8，“你买得起吗？”这些话都说了出来。

大学允许教师保持自己独特的观点、风格，宽容特立独行，这是大学精神兼容并包的要求，也是因为大学生对身边事物有鉴别、取舍的能力。但是，对于教师来说，特立独行也要有个底线。教书育人、治学、敬业的价值观必须要明确。比如讲课，这是大学教师的本分。育人是大学诸项职能之首。大学教师搞科研的目的之一也是育人。仅以科研项目、经费、论文论英雄是对大学教师职业的误解。大学教师要讲好课并不容易，事业需要讲一辈子课，一辈子讲好一门课也是很值得尊重的。“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是教育的核心价值，副教授的言论显然有违这一核心价植。

大学课堂是教书育人的主渠道，必须坚持主流价值观。批评学生迟到、制止上课时接听电话，完全可以有更合适的方法。用向学生炫耀开宝马车和特别手机号码的方式，只能是流于浅薄、斯文扫地。大学教师应该知道，多数大学者、大师之所以能攀上学术顶端，是因为他们对于治学、执业、做人的道理有超乎常人的感悟。胡适先生讲过，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决不说八分话。大医裘法祖先生也说过，当医生的一定要珍惜患者的信任。人家接受麻醉，允许你在身上动刀子，这是多么大的信任？我们毕生敬业、钻研都难以报答这种信任。这些质朴的微言大义才具有震撼力量，即所谓有理不在声高。

古今中外学界对狷介、狂放的大学者多持宽容、欣赏的态度，是因为狷狂是表象，而功力深厚、见解高明、高风亮节才是真正亮点。前辈国学大师刘文典先生平日蓬头垢面，放言天下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是庄周本人，那半个是谁不知道。抗战时警报拉响后，他边跑边讥笑另一位学者，“我跑是为了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国学火种，你跟着瞎跑什么？”但是文典先生对庄子的研究在当时确实被公认无出其右者。他任校长时为维护学校独立、保护学生不惜与当时最高权威人物对骂甚至动拳脚。大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也是个生性狷介、出言刻薄的人，但是他看问题很准确，声称“我不反对思考得慢，但是反对说得比思考得快”。他的老师波尔评价他“大家暂时可能不愉快，可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从泡利的批评中获益匪浅”。被批评者也多认可他，称他为“上帝的鞭子”、“理论物理学界的良心”。

只学狷狂不见风骨，有东施效颦之嫌。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内省之。大学教师、学者应以此格言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