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研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永恒命题，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
科学精神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达尔文讲过：“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请注意他说的是忠实地记录、整理事实而不是“臆想”，更不是“捏造”，从而“发现”而不是“发明”规律，因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完全发现而已。因此，所有科学研究工作归根到底只是不断地努力去发现它。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说过，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
人文情怀是人的价值体系、伦理体系的具体表现。一个人的人文情怀应以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使自己的社会认知、价值观念、伦理行为符合人民的利益和社会进步的需求。我国材料科学巨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师昌绪先生说：“通过多年的实践，我悟出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准则：做人要海纳百川，诚信为本，忍让为先；做事要认真负责，持之以恒，淡泊名利；做学问要实事求是，勇于探索，贵在发现与创新。”
这里所说的前两项“做人”与“做事”，都是人文情怀的体现。他还引用了爱因斯坦的名言：“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人文情怀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反映。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崇尚“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人文精神准则。法国微生物学家、细菌的发现者巴斯德，在普法战争开始后就毅然宣布退回波恩大学的学位，并宣称虽然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墓碑上刻着他在竞选演说中的名言：“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耶鲁大学在182年前编写过一份《耶鲁报告》，其中关于人才培养有两段著名的话：“我们培养的人不仅要在专业上出类拔萃，更要具备全面知识并拥有高尚的品德，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的领军人才，并在多方面有益于社会。他的品质使他能在社会各阶层散播知识之光。”“难道一个人除了以职业来谋生以外就没有其他追求了么？难道他对他的家庭、对其他公民、对他的国家就没有责任了么？承担这些责任需要有各种深刻的知识素养。”就是在这样的人文氛围下，耶鲁大学培养了许多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前后有五位当选为美国总统。现在校园里还立着一位美国民族英雄、耶鲁大学毕业生Nathan Hale的雕像，并镌刻着他的名言：“我惟一的憾事，就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
人文情怀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谦逊。当爱因斯坦到一所大学演说时，学生问道：“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巨人，是科学史上的一个山峰？”爱因斯坦默默地转过身来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站在山顶你并不高大，反而更加渺小。”在居里夫人去世后，他曾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悼念演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要不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所做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为此，国外许多知名大学一年级的本科新生都要学一门课叫做“文化、观念和价值”（Culture，Ideals and Value）。其内容涵盖古希腊哲学、欧洲文艺复兴和东方的儒家学说的各种学派，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孟之道到笛卡尔、马克思都讲到，林林总总、洋洋大观，但都围绕着“人何为人”和“我是谁”这类古老的哲学命题，这是每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和终生谨守的做人之道，也就是人文情怀的体现。总之，科学精神的真谛在于求真，人文情怀的根本是求善。
二、科学研究工作是艰苦的、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科学工作者要有献身精神
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 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20世纪 20年代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先生曾用三段古诗词中的名句来描述做学问的三种境界：首先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说的是在开题、选研究方向时要敢于独辟蹊径，耐得住寂寞，登高望远，敢于选择前瞻性的课题；其次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说的是在研究攻关过程中，要全身心投入，专注到食不甘味、寝不安枕的境界；最后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说的是经过艰辛的探索，最后往往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骤然柳暗花明，灵感降临，科研获得突破。
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先生在《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评价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成果时谈到：“从统计学上看，发现雄性不育野生稻种是小概率事件，可是这种奇迹居然发生，眷顾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袁先生听了后却用了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名言：“Chance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来回答他。因为这是他和助手们在中国南方各省的水稻田中苦苦寻觅了近二十年才找到的。
科学工作者必须志存高远，淡泊名利，终生奉献。师昌绪院士在和同行教授、学生座谈时，说每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都应“做他能做好的一切和做好他所做的一切”，而不是想着成功后的荣誉和地位，更不是把科研的成果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台阶。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工程院第一任院长朱光亚院士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深情地说：“我这一辈子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我国松辽石油会战、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邱中建院士在八十大寿时说：我的一生很简单，可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找油”，如果再加一个字就是“找油、气”。这些大师级人物朴素简洁的人生直白地告诉我们后学者，探索自然的过程是十分艰辛而枯燥的，要日积月累才能对客观事物形成比较完整的认识，才能真正在科学上有所建树。
科学研究工作者还要经得起挫折，经得起失败，并且不断地从挫折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凡尔纳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为他的著作像当今荒诞小说或某些戏剧中的穿越情景那样吸引人们的眼球，而是他所写的东西，过了几十年、上百年后居然大多被新科技成果所证实，并呈现在现实生活中。可是有谁知道这样一位在科学上极富想象力、文笔又十分优美的他，在最初尝试写第一本科幻小说时，曾被退稿15次，直到第16次才被接受并发表。如果他在失败十余次时经不起打击，选择放弃，那就没有人类历史上成就最辉煌的科幻小说家了。
每一个成功的人都要有坚定的信念和认准目标永不放弃的毅力。在已故美国总统尼克松图书馆里，写着他的人生信条：“Ever give up，never never give up.”这也是他最喜欢的英国战时首相邱吉尔的名言。
三、树立科学道德与遵守学术行为规范，是科学研究正常进行的最基本的保证
“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但《道德经》中的“道”指的是宇宙万物自然运行的规律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人的德性、品行，所以当时道与德是两个概念，并无“道德”一词。在汉语中“道德”二字连用成词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习惯，或约定俗成的规矩。
道德是对个人行为的自我约束，是自发自律的行为；法律是从外部对人行为的约束，是外律、强制的行为。道德是法律的外延，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律是针对万分之一左右的人（所谓法不治众），而道德是9999人都在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因此，社会需要法律，但社会最终是依靠道德来维系的。
科学道德是社会道德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表现，主要是指科研活动中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道德素质，这是科技人员价值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具体反映，表现在如何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或规范之中，下面我选择了五个案例来说明科学道德的真实内涵。
案例1：尊重别人成果与奖掖后进——达尔文与华莱士
1858年6月，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收到一个叫华莱士的青年科学家的来信及论文，希望他看后提意见并推荐。然而，达尔文阅后却陷入极度矛盾与痛苦中，因为论文中的物种进化观点与自己十几年的研究竟不谋而合，而为此他已经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甚至说：“我的全部独创性，无论它可能有多么了不起，都将化为乌有。”但是，谦恭和不图私利驱使达尔文有了放弃优先权的念头，最终他战胜了自我，勇敢地向编辑部坦诚了自己的思想，要求将华莱士的论文公开发表。编辑部在征得华莱士的同意后，裁定进化论思想是由两人分别独立得出。对此，华莱士不仅万分赞同，并且建议把达尔文的名字放在前面，提议将这一理论叫“达尔文进化论”。
案例2：科学道德的核心是诚实——美国科学院的核心价值观
美国科学院提出五个“核心价值”，即诚实、有怀疑精神、公正、易于合作和开放。其中，居于首位的是诚实。他们所说的不良研究行为主要指伪造、篡改和剽窃三类，一句话：不诚实。
案例3：比尔•盖茨成功的保证
专利制度不仅是鼓励创新的外部动力，亦是反对剽窃的法律手段。许多人都知道世界首富、美国微软公司的主要创办者盖茨，但也许并不太清楚他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20世纪70年代初，软件不“值钱”，可随意拷贝，不需任何代价。年轻的盖茨敏锐地觉察到，这不利于软件的发展。他冲破重重阻力，连续两次发表《致电脑爱好者的公开信》，严肃指出不付任何代价拷贝软件就是“贼”，强烈要求保护软件开发者的权益。如果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谁还会去开发新的软件呢？正是在盖茨及其支持者的努力下，软件逐渐成为知识产权，得到专利保护，微软发展成了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
在美国专利局的门墙上，镌刻着林肯总统的名言：“天才之火注入权益之油。”科学工作者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成果，如果得不到任何支持和鼓励，等于把创造力降至冰点。因此，伪造、篡改、剽窃之类与创新是反向的：一个上升，另一个必定下降。
案例4：科学道德需要人人关注，社会监督
杨福家院士曾在《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讲了这么一件事：美国有一位口才极好、非常有名的主持人，被波士顿大学请去做传媒系教授、系主任。他上课非常生动，很受欢迎。一天，他在一节课临近结束时讲了一段64个字的话，漂亮之极，全场鼓掌，这时下课铃响了。课后，一名学生跑到院长前面报告说，这64个字出自某杂志的一篇文章，这位教授却没有引出处。院长听了，立即把教授找来，说同学有这样的反映，你看怎么办？这位教授说：“我辞职。”其他教师挽留他，说：“是铃响了，你来不及讲了，你是会讲的。”结果教授自己说：“系主任革职，教授职位保留。”过了两天，这条消息被当地最大的报纸头版头条刊登，这个教授看到消息就走人了。此外，哈佛大学的入学手册里就明确写道：如果你引用他人的东西而不写出处，就退学。
案例5：荷兰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拥有顶级大学最多的国家
根据2012年10月4日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2012~2013年度世界大学排名，荷兰全部14所大学中有12所跻身世界顶级大学前200名。荷兰连续第二年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拥有顶级大学最多的国家。据了解，世界大学排名主要有四个指标：经济活动与创新指标（占10%）、国际化程度指标（占10%）、制度化指标（占25%）和研究指标（占55%）。这对于人口仅有1600万、国土面积仅约4.2万平方公里的荷兰而言，无疑是对其高等教育的最佳褒奖。
2004年，荷兰大学联合协会发表《荷兰科研人员行为准则》（2012年再版），对科研工作人员从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自身价值进行行为规范，概括为：严谨、可靠、可控、公正和独立。尤其重要的是，该准则对学术造假行为进行了尽可能准确和详细的说明，如抄袭他人作品、篇章段落未注明出处、虚构研究数据等。在实际操作中，荷兰高校从本科阶段起就对学生实施“以诚为本”的道德教育。学生在完成论文过程中，无论有多少引证，只要不是自己的思想，都必须注明出处，哪怕是一个教据。
据莱顿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介绍，她本科毕业时一篇50页的论文，相关观点、数据和信息的来源出处至少占整个篇幅的1/3，而有的论文甚至占更多。这些来源出处的查证过程不比构思一篇论文花的时间少。这些看似繁杂的信息检索过程，不仅是对知识的再消化过程，同时也培养了一种尊重他人成果的习惯。
规范学术行为，构建科学评价体制，才能从源头上遏制学术不端。
英国的学术腐败现象相对较少，这与其构建科学评价体制注重从源头上遏制学术腐败有关。如高校对研究人员发表论文没有定额规定，在需要使用量化考核时兼顾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此外，英国的学术刊物比较注重对论文造假行为采取严厉惩罚措施。剑桥大学校长莱谢克•博里塞维奇曾说：剑桥之所以能够培养出牛顿、达尔文等许多大科学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他们提供了学术自由。博里塞维奇说，剑桥大学聘任教授，并不是简单地看其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成立一个委员会，用一两年的时间来仔细甄选，既关注其过去发表论文的记录，也看重其对相关学科前景的认识，考察他们是否在思考并准备应对该领域所面临的挑战。
帝国理工学院的华人教授郭毅可说，自己评教授的时间是2002年，那时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不多，但他对自己的研究很有信心，在许多学术会议上介绍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大规模数据分析”这个专业领域比较有影响。于是他找到学校，自己提名认为自己可以当教授了，然后提交了自己这个专业领域全世界领先的前5名专家的名单，这5个人分别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微软公司等，他们的成就和地位都是帝国理工学院承认的。帝国理工学院于是邀请这5名专家进行函评，结果他们都认为郭毅可达到了教授水平，于是帝国理工学院就将他聘为教授。
英国学术界不是简单地看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这两个指标，他们已摸索出更加科学的量化体系。如现在许多机构采用豪尔赫•希尔施提出的H指数，这是一个同时考虑了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的指数。举例来说爱因斯坦的H指数为96，达尔文的H指数为53。据估计，一名物理学家的H指数如果能达到12，就基本可以在世界名牌大学拥有终身教职了。
我国期刊数量已达9800多种，其中学术期刊6000多种，居世界第二。但大多数期刊存在订阅数量小、读者面窄、发展资金匮乏等困难。一些学术期刊为增收版面费任意扩充版面甚至发行大量所谓增刊，来稿只要给钱就发表，催生大量“垃圾论文”。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科技、教育和管理岗位都有论文考核指标，以此来决定聘任、薪资、升迁、学术资源分配等。考核只指定论文发表在哪些刊物上，而对论文本身的内容、质量和影响力没有明确要求，一些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更是强调“SCI（科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等单一指标。
美国是最早使科技评估活动制度化的国家。1993年，美国颁布法律，明确有关科技评估机构的作用、功能、权力和责任。美国科学评估是由政府出资，评估机构完成，评估完全立法化、社会化。美国对基础科学成果的评价一般不引入SCI论文指标，因为评估机构的专家都知道该领域的权威期刊是什么。例如，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成果评价是以文献计量和同行评议相结合，受NIH资助的各研究所必须在评价报告中提供本部门研究进展和新发现的材料的说明，如在知识增长方面的贡献、开发的新仪器和技术或者对现有的仪器和技术进行的改进、发现的新方法或对现有方法进行的改进等。这让人们清晰地了解了有关研究成果的贡献。
日本二战后实施“科技立国”战略，科技实力大幅增长。1997年8月，日本《国家研发评价纲要指南》规定，评价主体是既独立于被评价机构又独立于科技评价委托机构的第三方，被评价机构和评价委托机构的人员一般不得参加评价，而评价主体没有审查权。这种规定使得评价权力与审查权力完全分开。
美国设立“研究诚信办公室”查处学术不端行为，将学术腐败等行为称为学术不端，主要分为捏造数据、篡改数据、剽窃学术成果等三大类。美国对学术不端的原因、表现形式、应对方案等开诚布公地进行探讨。其中一项最新成果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2年10月1日发表的对有关论文被撤销的研究。结果显示，以生物医学领域为例，学术论文被撤销多因学术不端造成，其比例达2/3。目前，因造假或被怀疑造假而被撤下来的论文占比相当于1975年时的10倍。其中，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此类撤稿占3/4，而在因剽窃和重复发表而被撤的稿件当中，中国和印度占了大部分。研究人员对截至2012年5月被撤销的2047份生物医学类论文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67.4%因学术不端而遭撤销的稿件中，有43.4%是因为造假或被怀疑造假，14.2%是因为重复发表，9.8%是因为剽窃。
以美国声名显赫的权威杂志《科学》为例，它设有专门的编委会，由来自全世界100多名顶尖科学家组成，他们负责审查作者来稿的学术价值。通常情况下，寄往编辑部的论文只有约1/4能通过编委会审查。但这些论文要得以最终发表，还须经过外部专家匿名评审。以2010年为例，《科学》收到了全世界约1.25万篇科学论文，最后只有7%被发表。
最后我想说，所有弘扬科学道德的教育和防止学术不端的各种制度、措施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真正的金子发光”，使优秀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得到世人尊重，使科学的殿堂保持圣洁美丽，不受玷污！
致谢 本宣讲内容取自师昌绪院士、杨乐院士、杨福家院士、杜祥琬院士、李依依院士，以及中国科协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新华社及国内外报刊刊登的相关材料，在此谨表谢意。